战争与瘟疫：威权主义的温床？
面对新冠病毒的巨大威胁，一些国家的政府与领导人强调了权力集中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在疫情带来的混乱中，一个强力政府能提供明确且有力的指示；而威权主义正是这样一个可以自我专断、自我约束的政治理念。相较于寻常时期，民众期望政府可以在特殊时期作出更多的决策；相对应的，民众也愿意在特殊时期交付政府更大的政治权力。但是，在某些国家，政治家通过一系列手段将原本相对分散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这样的做法未必是基于对人民安危的考虑，而是对于权力的渴望和巩固自身地位的需要。
正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希特勒为党魁的纳粹党，正是利用了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对战败国德国的掠夺性制裁、以及经济大萧条后民众普遍的激愤情绪，逐步获得政府实权，从而走上极端种族主义与对外侵略的道路。战后创伤与经济颓靡，成为政治强人权力出笼的契机与威权主义抬头的温床。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所著《当权的第三帝国》中的相关篇章：“纳粹党的成功与任何具体政策无关，而是基于它为德国未来规划的远景：人见人恨、只会制造悲剧的魏玛共和国必须消失；德国人民将再次团结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不分政党和阶级，就像1914年那样；德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重振雄风，再次成为一股领导力量。”
本文摘自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 埃文斯所著
《当权的第三帝国》
1919年的德国（特别是在慕尼黑）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右翼极端反犹团体。到了1923年，其中一支脱颖而出：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鉴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后来获得了巨大权力和影响力，后人对此着墨甚多，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希特勒的党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之前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换句话说，希特勒不是什么政治天才，能够只手为自己和党赢得大众支持。
1889年，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起初他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以艺术为志业，但最终失败。希特勒有一项天赋，那就是用言辞煽动群众。他的政党创建于1919年，和其他极右翼边缘政党相比，纳粹党精力充沛、冷酷无情、崇尚暴力。1923年，纳粹党认为可以效仿墨索里尼在前一年成功进军罗马的行为，在慕尼黑发动一场政变，并以此为跳板进军柏林。但是纳粹党在巴伐利亚被军队和保守主义势力打散。枪声一响，人们就作鸟兽散，政变随即宣告失败。之后希特勒被捕，被投入兰茨贝格监狱（Landsberg prison）。在那里他口述了自传形式的政治小册子《我的奋斗》（Mein Kampf），给希特勒打下手的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负责记录。当然，那并不是一幅蓝图，而是希特勒基本思想的概要。如果有人有兴趣一读，就会发现书里主要讲的是反犹主义。
希特勒出狱之时，他创造的纳粹意识形态已经成形。这一意识形态包含了许多毫不相干的东西：反犹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优生学、所谓的种族卫生学、地缘政治扩张主义、对民主和文化现代主义的敌视。当时这些思想都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只是没人将其融合起来。希特勒身边有一批直系下属，其中包括天才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以及天生的行动派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等。他们塑造了希特勒的领袖形象，并使他加深了自己的使命感。
然而即便有他们，再加上街头褐衫军即冲锋队（Sturmabteilung）的暴力行动，希特勒在20年代行将结束之时在政治上也仍未取得任何突破。1928年5月纳粹党只赢得了2.6%的选票，社民党领导的中间和偏左政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Grand Coalition）入主柏林。不过到了1929年10月，华尔街股价下跌，德国经济形势随之急转直下。而且，美国银行从1924年就已经开始撤去扶助德国经济复苏的贷款。于是，德国银行只能向德国公司索债，而德国公司别无选择，要么裁人，要么破产。许多公司处境艰难。不到两年时间，超过1/3的工人失业，数百万人工资下降或者只能打短工。德国失业救济保险体系彻底崩溃，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同时，德国农业由于国际需求下降也开始土崩瓦解。
大萧条在政治上引发了毁灭性的后果。所谓的大联合政府四分五裂；对于如何应对危机，各党意见很难统一，致使议会不能形成多数，无法产生决议。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了一个以公开的保皇派天主教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为核心、吸收了众多专家的内阁。新内阁强制实施通货紧缩，却让德国经济形势变得更加糟糕。促成这个决定的正是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的命令权，它使决定绕开了国会。这时，国会的政治权力一方面上移到了总统兴登堡的圈子中，因为他有命令权，另一方面下移到了街头，街头暴力飞速增长，暴力的背后是希特勒的褐衫军在煽风点火。对加入褐衫军的数千名年轻人来说，暴力很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他们几乎如同染上毒瘾一般，像在1914—1918年战场上杀红了眼的父辈一样向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倾泻着怒火。
许多褐衫军成员在30年代初都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并不是失业让人们支持纳粹分子。其实有更多的失业者投入了德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的怀抱。共产党的选票一直稳定增长，达到了17%。1932年11月，共产党在国会的席位扩大至100席。共产党发动猛烈的革命动员，承诺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苏维埃德国。这样的承诺吓坏了德国中产阶级，他们太清楚1918年后俄国中产阶级的惨状了。眼见政府无力解决当前危机，同时又对共产主义崛起惊恐不已，他们不再支持那时候还在争吵不休的传统右派，开始向纳粹集团靠拢。其他一些团体随后跟进，其中包括许多新教小农和体力劳动者，他们出自社民党文化传统薄弱的地区。
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政党都已完全溃散，只有社民党和中央党成功地控制了损失。到了1932年，他们已经是仅存的温和中间派。在国会他们相当无助，左翼是100位身穿整齐制服的共产党人，右翼是196位纳粹褐衫军代表。政治的两极对立已经达到极致。
1930年9月和1932年7月的选举显示，纳粹党是一个能将各种反对力量揽入怀中的政党，它既受到中产阶级的强有力支持，也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后者尽管较弱，但仍不容忽视。这样，纳粹党在自己的传统选民即中下层新教农业团体之外也获得了支持。其他政党对自己的选票流失感到惊讶，并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纳粹党的成功与任何具体政策无关，而是基于它为德国未来规划的远景：人见人恨、只会制造悲剧的魏玛共和国必须消失；德国人民将再次团结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不分政党和阶级，就像1914年那样；德国必须在国际舞台上重振雄风，再次成为一股领导力量。
这些多多少少就是纳粹党纲。纳粹集团也根据受众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当反犹主义没有得到多少回应时纳粹宣传就对之缄口不言，这种情况出现在1928年多数选区。当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街头激战正酣，兴登堡周围的阴谋家竞相给老总统吹耳边风时，第三股重要势力开始介入政治斗争：军方。军方对共产主义不断崛起和街头日益混乱的局面高度警惕；同时，它也将此看成一个机会，一个推翻魏玛民主、实行威权主义军事独裁的机会。军方希望军事独裁政权能够废除《凡尔赛和约》，把整个国家再次武装起来，夺回德国丢失的领土，甚至可能不止于此。
1933年1月30日，在军方同意之下，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新政府总理。而在新政府中，除了两个例外，其余的全是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头儿是副总理巴本。
从事实角度来说，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夺权的开始，而不是一场保守派反革命运动的开始。希特勒避免了他十年前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次他的上台符合宪法规定，还获得了军方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
上台之后，希特勒面临的问题变成了如何使自己从魏玛共和国某任内阁总理变成一个一党制国家的独裁者。首先，他考虑让街头暴力加剧。他说服巴本任命赫尔曼·戈林为普鲁士内政部长，这样戈林便可以招纳褐衫军当辅警。褐衫军暴徒到处挑事，打砸工会办公室、殴打共产党人、闯入社民党会议现场打断正常会议进程。
2月28日纳粹党的机会来了。一个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吕伯（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抗议失业的不公正，独自一人烧毁了国会大厦。之后希特勒和戈林说服了早已心痒难耐的内阁，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共产党。包括党的领导层在内，4,000名共产党人旋即被捕，遭到殴打和虐待之后被送进了新建的集中营。接下来几周，暴力和流血事件丝毫没有减少。3月末，普鲁士警察局报告称，已经有2万名共产党人被关进监狱。到了该年夏天，被捕的共产党人、社民党人和工会人士已经超过10万，甚至连官方都估计已经有600人死于拘禁之中。这一切都源于兴登堡的总统令。在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兴登堡下达紧急命令限制公民自由，并准许内阁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公共安全。本来只涉及范德吕伯一个人的行动，被后来的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描述为共产党人武装夺权的阴谋，这使很多中产阶级选民坚信兴登堡的命令完全正确。
到了6月末，国家人民党宣布解散。剩下的唯一独立大党中央党的命运与之相仿。纳粹当局威胁要解雇天主教文职人员，并关闭其世俗机构。这时教宗正苦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于是罗马和德国政府达成协议：只要中央党同意自行解散，纳粹政权保证会兑现《授权法》通过时已经达成的协议。按照设想，这应该能够保证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完整性，包括其财产和组织机构。时间最终证明，这项协议就是废纸一张，但同时中央党却和其他党一样消失于无形。1933年7月中旬，德国在法律上已经成为一个一党制国家，因为纳粹政府的一纸法律查禁了除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所有政党。
遭受厄运的不只是政党和工会。纳粹党对现存的各种机构也展开了攻击，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每一个州政府，德国联邦政治体系之下的每一个州议会，每一个镇、地区和地方委员会都遭到了无情清洗。《国会纵火案法令》和《授权法》被用来镇压所谓的国家公敌，当然其实就是纳粹仇敌。所有全国性的志愿组织和地方俱乐部都被置于纳粹集团的控制之下，包括工农业利益集团、体育协会、足球俱乐部、男声唱诗班和妇女组织，不一而足。
简单来说，所有的组织生活都被纳粹化了。带有政治倾向的竞争性组织被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纳粹组织。志愿组织的时任领导人要么被粗暴地直接驱逐，要么被警告要向党靠拢。许多组织驱逐了内部的左派和自由派成员，并宣誓要效忠于新的国家和政府机构。纳粹党将这整个过程称为“整合”，从1933年3月一直持续到6月。最后留下来的非纳粹组织只有军队和天主教会及其世俗组织。
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了一项法律，对文官系统展开清洗。德国的文官系统十分庞大，其中包括学校老师、大学职员、法官等在别的国家不归政府控制的职业。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派、相当数量的天主教人士和保守派也被驱逐。当时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为保住工作，160万人在1933年1月30日到5月1日之间加入了纳粹党，直至党的领导层下令禁止更多人加入，而褐衫军人数在1933年夏天已经增长到超过200万。
文职人员、法官等群体中真正因为政治原因被解雇的其实很少。很多人被解雇是因为种族问题。1933年4月7日纳粹政权通过的《文官系统法》（Civil Service Law）允许解雇犹太裔文职官员，不过兴登堡在其中加入的一个条款保住了犹太裔士兵和德皇在1914年之前任命的犹太裔文员的工作。希特勒宣称，犹太人爱搞破坏，是必须被消灭的寄生虫。但实际上多数犹太人都是中产阶级，如果他们有政治倾向，那也都是常见的自由派或保守派。然而希特勒却相信这些人曾经在一战中预谋颠覆德国，并制造了魏玛革命。的确有一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领导人是犹太人，但多数其实不是。不过这对纳粹集团来说没有区别。
3月选举过后，纳粹冲锋队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施暴，追捕这条商业街上的犹太人，对他们拳打脚踢。犹太人集会也遇到袭击。在整个德国范围内，褐衫军冲进法院把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拽出来，用橡皮警棍殴打他们，让他们滚出德国。如果一个被抓的犹太人同时是社民党人或共产党人，那他将会受到更加残酷的折磨。截至6月末，超过40名犹太人被冲锋队杀害。
1933年5月10日，德国大学生在19座大学城的主广场上举行集会，将大量犹太人和左翼作者的书堆起来烧掉。纳粹集团试图进行一场文化革命，一举清除异质文化的影响，让德国精神重生。异质文化以犹太人文化为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包括现代主义文化。德国人不能只是默认第三帝国的统治地位，他们必须用心和灵魂来支持它。约瑟夫·戈培尔建立的宣传部迅速控制了文化和艺术领域，它是纳粹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工具。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德语：Paul Joseph Goebbels，生卒：1897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德国政治家，演说家。其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但是，纳粹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彻底的现代现象，它利用最新技术、最新武器和最科学的方法按自己的意愿重塑德国社会。在纳粹分子看来，种族是一个科学概念。纳粹分子把种族作为所有政策的基础，按照自己所谓的科学方法改造人类社会。无论是宗教信仰、伦理考量还是长期称颂的传统，都必须为这次革命让路。不过在1933年夏天，希特勒觉得必须要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是时候停止革命了，德国需要一段时间的稳定。本书就是从这里开始讲起，这时候魏玛共和国的残骸已被彻底肃清，第三帝国终于掌握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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